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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 闯

“把物质保障好，也要把生活照料好。”今年以来，湖北省松滋市着力开展“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松滋市民政局在做好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模式改革，通过细化供养金中照料护理费的使用方式，优选照料人、签订协议书、建立考核机制，为分散供养人员提供定制服务，确保他们“平日有人照应、节日有人探望、生病有人看护”，进而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如今，松滋市的2272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都有了离得近、用得上、信得过的照料人，生活越来越安心、舒心、开心。

优选照料人，服务对象信得过、用得上

家住王家桥镇双河村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黄大爷今年84岁，9月生了一场大病，出院后只能半卧在床，需要有人照看。邻居廖燕娇每天来帮他打扫卫生、做饭、翻身、测量血压。

“做梦都不敢想，有生之年还有这福气。”黄大爷逢人就夸，“燕娇待我很上心，前段时间我住院，她陪护了7天，如今每天来看我2次。”

“之前，黄大爷家的鸡和羊就都在屋里圈养着，日常用品、生产农具乱糟糟堆在地上。天黑不舍得开灯，常在昏暗中摸索着做饭。”双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夏冰介绍说，燕娇有孝心又肯干，年初村里选定她为黄大爷的照料人后，她把老人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老人每顿都能吃上热乎饭，生病也有人照看了。

廖燕娇和黄大爷非亲非故，能够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得益于今年7月松滋市开展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模式改革，将供养金中的照料护理费直接用于购买照料人的服务。

松滋市社会救助中心负责人张光侠告诉记者：“选择照料人并不是单纯地找个保姆或者护理员，而是帮服务对象找个信得过、聊得来、能照顾的‘大管家’。”市民政局指导乡镇(街道)会同村(居)民委员会在充分尊重服务对象意愿的基础上，优先就近选择讲道德、负责任、身体健康、年龄适当，且具备照料服务条件的亲朋和邻里做照料人，具备照料服务资格的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也可以。

记者了解到，在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体球网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经本人同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委托其亲友或村(居)民委员会、供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护等服务。这为松滋市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模式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也让更多服务对象因此受益。

签订协议，照料服务有清单、有考核

今年64岁的朱某华家住纸厂河镇蔡家桥村，患有肝病，4年前被认定为特困人员，却不愿去福利院，平时由其侄儿照看。侄儿自从3年前在邻县谋得一份工作后，就很少回家，留下朱某华一个人生活，每次生病都是自己扛。随着年龄增大，他越发希望身边有个能够照应的人。

“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张光侠告诉记者，“在前期调研中也曾发现有照料人因故无法履行照料责任的情况。虽然供养金按时足额发放了，可服务对象的一些实际困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后来，市民政局提出，将供养金中的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分开发放，照料护理费专门用于照护服务，与照料人签订协议书，明确服务内容，并加以监督。

“每天探视一次服务对象，检查其身体健康、食药卫生、住房设施等方面的安全情况，及时发现隐患并妥善处理;协助服务对象维护居所卫生、保持个人清洁、确保规律饮食……”这是《松滋市城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协议》中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四方签订的协议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委托方挑选什么样的照料人、照料人须为特困人员提供的具体服务，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如何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松滋市民政局还专门建立常态化评价考核机制，督促各方认真履行各自职责，按月对照料人进行评价考核，考核结果与支付给照料人的护理费直接挂钩。

记者了解到，如今，各乡镇政府均为辖区内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重新优选了照料人，并签订了协议。朱某华也有了新的照料人。

专属定制服务，幸福生活更进一步

“他们隔三差五就来看我，帮我检修房顶、收拾院子，还带来了治腰疼的药……真是好人啊!”近日，家住陈店镇柏杨村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范大爷，站在干净整洁的小院里指着修葺一新的房顶，逢人便说他现在的幸福生活。

今年71岁的范大爷患有腰疾，妻子去世多年，唯一的儿子也走失多年。他口中帮他的好人，正是该市乐乡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和志愿者。

“面对部分仅依靠照料人仍无法解决生活困难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市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根据服务对象现实需求，量身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张光侠告诉记者，市民政局已对215名日常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又不愿意集中供养的部分失能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进行了走访排查，并逐人定制了服务方案。

“群众的困难再小也是大事，特困人员情况特殊，应该高度关注、分外关心、格外帮助。”松滋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德松说，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优选照料人，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也是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创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