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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给他们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随着《体球网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继实施，推动预防、解决校园欺凌、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等相关问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赢得公众认同。3月2日，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2022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业界专家围绕防性侵、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等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所谓强制报告制度，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认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一些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在外受到恐吓后不敢主动告诉家长，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张宝艳说，家长应当与孩子加强沟通，不宜事事求全责备，要在信任孩子的基础上多沟通、多反思，让孩子主动说出问题，以便后期有效应对。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长期在教育界工作，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胡卫介绍说，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3月1日起施行，涵盖了家庭保护、自我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在胡卫看来，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不仅是为了保护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更多未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胡卫建议，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要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教师等职业。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认为，女童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发力，形成法治合力。以学校为例，通过专题讲座、法治讲座等方式提高学生家长的重视程度，引导其有方法、有能力做好女童保护工作。

在朱列玉看来，应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处理性侵犯罪。一方面，对犯罪分子的打击要不遗余力，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不留死角;另一方面，要引入专业的心理辅导干预力量，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极为认可。他认为，在儿童保护方面，社会组织大有可为。众多社会组织可以结合自身业务，尽心尽力做好相关工作。例如，一些社会组织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为儿童进行心理疏导，聘请专业社工以个案或小组等方式帮助儿童，取得了良好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表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细化监护人职责、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强化各方报告义务等方面，为织密法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亮点之一，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为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方燕建议对具体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和要求作出明确划分。与胡卫的观点类似，方燕同样建议建立报告人隐私保护制度，对报告人的举报内容、个人信息以及人身安全予以保护，避免报告内容泄露传播，防范报告人被打击报复。

方燕同时建议，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刚性约束机制。对于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及其成员是否履行报告义务，建议与授予或撤销相关行业、职业的准入资格挂钩，并明确具体的法律责任。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方燕说，让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落地生根，成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利器。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2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