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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佃利

　　今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体球网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时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在风险社会理论下审视城市，如此复杂的巨型系统中可能会直面更多未知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已在客观上敲响了关注城市生命体安全的现实警钟。尤其是对于城市化水平已经突破60%的中国社会而言，城市不再仅仅是某种空间类型名词，更是关乎国家总体安全的关键板块。探讨如何进一步扎好城市生命的制度“防洪堤”，是疫情防控后半场要审慎思考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韧性社区是提升城市生命体风险应对能力的基础节点

　　作为统一的“生命体”，城市由无数社区组成。社区关乎城市运行的整体效能，韧性社区的建设则是助力城市生命体抵御风险、增长自我恢复机能的基础节点。所谓韧性社区，就是要求社区具备从灾害中自我恢复的社区韧性，这是一种基于动态视角下的能力建构命题。

　　相较于一般社区而言，韧性社区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在不同的疫情阶段发挥着差异化的守护性功能：在疫情早期是缓和冲击、避免社会失序的“吸能单元”，而在疫情后半场是助力城市功能复苏的“活力单元”。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然爆发、波及面广、影响跨度长等显著特点，常会诱发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困境。而通过韧性社区的建设，能够为城市生命体在遭遇重大风险时提供具有相当大的缓冲空间。

　　在疫情发生初期，数量众多的韧性社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作为吸收疫情“余震”的空间构成单元，它能够将疫情期间城市功能的衰减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社会秩序的失序和混乱。

　　在疫情渐缓、复工复产逐渐提上日程的抗疫下半场，韧性社区则需要在城市功能复苏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成为助力社会秩序恢复、提升城市活力的“弹性单元”。正是基于这种“消解压力——释放弹力”的过程，韧性社区能够成为提升城市生命体风险应对能力的基础节点。

　　抗疫实践为韧性社区建设上了一堂“实操课”

　　疫情防控的结果不应单取决于疫情的平复进展，更应是以扭转社会失序、重拾城市生命体活力为标志。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不仅提高了公众对于城市生命体的风险认知，更为韧性社区建设上了一堂生动的“实操课”。

　　韧性社区本质上属于学习型社区，其韧性强度、反应速度、应对效能等应在经历风险事件后得到不断增强。我国既有的抗疫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数量众多、规模各异的城市社区，以何种方式嵌入到党政领导下的整体动员模式的现实命题，且已经从风险缓冲、风险控制、功能恢复等多个环节呈现出韧性社区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3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体球网宣布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尽管这标志着社区所肩负的治理压力高峰成为过去，但依然要面临境外防控的巨大风险。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节点，亦需要审慎总结既有抗疫经验、持续推进韧性社区建设。除设施韧性、情感韧性、制度韧性、个体韧性等长期建设内容，从这一角度看，近期高强度、大范围的疫情防控实践，无疑是反思、优化基层社区建设的重要契机。

　　我国韧性社区建设尚存在若干问题亟须应对

　　在疫情尚未结束的当下，我国韧性社区建设尚存在若干问题亟须加以应对：

　　一是适当疏解公众长期的紧张情绪。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发生，在为城市运行暂时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也造成了公众心理普遍存在的长期紧张情绪。在本土疫情防治压力逐渐舒缓的同时，公众紧张情绪的疏解问题也应逐渐提上日程。尤其针对武汉等疫情重点地区在内的众多社区，应采取有组织的政策行动对于公众情绪疏导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坚持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导韧性社区建设。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输入性风险持续增加。北、上、广、深等国际性城市，在面临输入风险的同时，其区域内大量在华居留的外籍人士时刻考验着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坚持命运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全球战“疫”背景下韧性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

　　三是探索增强社区“持久弹性”的制度设计。由于疫情发生的突然性，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初期承担了大量高强度的工作，已初现疲态。在疫情趋势向好、复工复产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需要更积极的政策设计来保障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助力城市生命体功能的恢复进程。(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区报20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