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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晶

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事关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是深化农村社区治理、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各地在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有哪些举措?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农村社区，了解他们进行的探索。

建机制 提供保障

村容干净整洁、环境优美。惠民中心集便民服务、医疗卫生、文体活动、村民议事、纠纷调解于一体，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可以在这里办事。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祁家村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和新北区建设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契机，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抓手，采取网格化治理，一举改变了过去环境卫生脏乱差、公共服务设施简陋、村民生活不便的状况，使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服务。祁家村只是新北区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实践的一个缩影。

据新北区民政局局长杨震乾介绍，区委、区政府制订了三年行动方案，从规划引领、工作机制上系统布局，与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网格化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区委还成立了由20余个部门和10个镇(街道)为成员的城乡社区工作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协同推进工作。

同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山东省邹城市的实验主题为“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得有钱办事、有人办事。邹城市将社区党组织运转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重点保障项目所需资金由市、镇财政共同承担，从制度层面解决社区“没钱办事”的难题。同时，市财政每年还列支6100万元发放村(居)干部工作补贴，提高其待遇，村均运转经费达到4万元。通过健全完善管区干部、“第一书记”、镇(街)派驻人员、“大学生村官”参与机制，引导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充实了社区工作人员力量。同时，加强培训，提升社区党员干部服务意识和能力素质。

“邹城市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为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供了保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一样的服务。”邹城市民政局局长李福亮表示。

如何确保服务取得实效，李福亮介绍，邹城市健全“阳光村务”全程公开机制和“村级事务小微权力清单”规范运行机制，真正落实村民在村务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搭平台 拓展内容

在安徽省怀宁县平山镇大洼社区服务中心大厅，一张列有农村危房改造、养老保险办理等详细服务事项的清单张贴在墙上。

服务清单上包含了行政、经济等所有社区服务内容。社区工作人员陈淑华说，居民现在办理各项业务统一集中到服务大厅，实现了“一站式”服务。通过设立党建、民政、社保、计生等窗口，推行“一窗受理、内部运转”的办理模式，使服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群众一目了然。

通过清单，群众可以清楚了解办理流程、所需材料等，对于还有疑惑的居民，社区实行“指导办理”和“代为办理”，破解“群众办事疑惑多”的困境。

“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居民办理服务后，都需要办理人签名，确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大洼社区党支部书记胡斌说。

怀宁县民政局局长刘芳表示，大洼社区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协调了服务资源，拓宽了服务范围，推进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均等化、便捷化。

邹城市农村社区的居民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就可以集中办理劳动就业、公共卫生、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等民生服务内容。

李福亮介绍，邹城在全市858个行政村建设了99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实施集中受理、全程委托代理“一站式”服务模式，统一设定标识使用、窗口设置、人员服务等标准，形成“2公里或30分钟”便民服务圈。

针对村民外出办事难情况，邹城还推行“民生代办”制度，在每一个行政村明确一名民生代办员，承担事务服务、信息服务、政策咨询、收集民情等职责，并负责填写村级代办日志，记录代办情况，及时上报反馈。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刘成良表示，技术赋能可以增强乡村治理的活力，在“放管服”背景下，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等形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他同时指出，村干部也应不断提升能力，适应技术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变化。

共商议 发动群众

阿歪寨村是布依族传统村落，位于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阿歪寨村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中，村民提出意见建议200余条，推动解决问题30余个;在建设美好环境和民生项目中，全村村民义务投工投劳达800多个工日，村民自愿无偿拆除旧房、猪舍、牛棚等1000余平方米。通过完善村级民主议事决策机制，阿歪寨村促进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群众满意是农村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如果没有群众广泛积极的参与，加强社区治理、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就难以凸显实效。”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局长刘莲表示。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探索建立村级议事协商事项清单制度，将村集体物业服务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社会救助救济、征地拆迁安置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纳入村级议事协商目录，通过村级议事协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刘莲说：“全区通过推行党政主导、要素主攻、改革主推、群众主体的‘四主’模式，有效推动了党委政府、企业、村民各方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形成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新格局。”

物业服务、邻里纠纷、车辆管理、环境卫生等与居民利益息息相关，是引发社区矛盾的常见问题。常州市新北区积极推进村民小组自治、楼道自治、网格自治等“微自治”工作，广泛开展民主协商，通过民主决策会、矛盾调解会、民事协商会、民情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化解社区矛盾。目前，全区共有微自治点531个，建立民主议事机构109家。

“新北区挖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潜能，使群众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能够通过社区得以解决，做到民生服务不出村、矛盾化解不出村，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也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杨震乾表示。

刘成良说，如何实现过去基层治理中“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转型，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获得治理绩效的关键。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基层治理需要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通过多种形式调动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政府治理和农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