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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娓 颜小钗

　　今年3月，全国疫情仍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在复工复产信号下，浙江省民政厅便对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行了部署。截至目前，已建成运营的社工站210个，在建的180个。

　　在浙江，慈善事业的良好氛围、社区工作者的高持证率和专业积累、社会组织的高活跃度，凡此种种，犹如一汪积蓄深厚的湖水，而社工站建设则如投入湖水的一颗石子，激发了更多基层“微治理”的活力。

　　聚焦需求 整合基层社会服务资源

　　建设社工站，场所是第一个难题。浙江首批建设的近400个社工站，大多采用了整合思路，整合对象包括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幸福邻里中心、社区社会工作室等。整合之后，就是在这些场所中进行社会工作功能改造和叠加。

　　运营资金同样采用整合思路。除财政资金、福彩公益金外，浙江还充分利用慈善资源。如宁波市将甬尚慈善服务中心作为市级资源中枢，同各县(市、区)慈善基地一同支持社工站开展精准服务项目。宁波市鄞州区还创建了社区发展基金会，并在6个社工站试点镇街设立社区发展专项基金，推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互利共赢。

　　对于服务的落地，鄞州区民政局副局长刘建军强调了定位的重要性：“要精准定位社会工作的范畴，厘清社工站运营的‘责任田’。”

　　在服务内容上，鄞州区坚持以社会治理创新和群众迫切需求为导向。在功能定位上，针对专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乡镇，侧重开展事务性工作，助力乡村振兴;针对工作基础好的街道，重点做好社区营造、重点领域人群帮扶，开发个性化服务项目。

　　为此，社工站建立起“项目清单”和“服务清单”制度。“项目清单”列出的是需求，包括社工发现的居民需求和政府主动购买的服务项目;“服务清单”列出的是供给，包括社工站有能力承接的服务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服务。社工站通过链接两个清单，精准解决需求和供给的问题。

　　聚焦需求、整合资源成为浙江社工站建设的“主打”举措和鲜明特征。

　　“入驻初期，我们采用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收集地方资源，走访辖区内的政府部门、村(社区)、社会组织、文艺骨干等，建立初步合作关系。”台州市天宜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张露娜介绍，“我们绘制了‘人文地产景’社区资源图，初步分析居民需求，再设计服务方案。”在承接的11个社工站中，该机构都采用了“立足需求，调研先行”的方式。

　　海宁市则设置了“123X” 项目清单，即1个核心项目(强化党管社工人才服务)、2个领域治理品牌项目(社区、社工)、3个基础项目(困难家庭、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和X个自选项目。项目清单要求社工必须下社区进网格为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确保重点民政对象月探访率达到100%，高风险对象第一时间走访到位。

　　“每个村(社区)只有一名民政助理员，要分管八九条线，力量远远不够。走访前，我们与民政助理员对接服务名单，摸清底数，通过入户探访，最终形成服务的精准名单。”海宁市马桥街道社工站副站长苏琼说。

　　当记者询问辖区困难群众情况时，苏琼立即报出数据：困境老人44人、困境儿童36人、困境家庭95户。

　　聚焦规范 用制度保障社工站运营

　　“原来市级的社工机构要跑四五十公里去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服务，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覆盖面也有限。建设了镇街社工站之后，以镇街为基点，以家庭为视角，服务半径大大缩小，保证了较高的服务密度。”海宁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明对镇街社工站的优势赞赏有加。

　　在浙江，社工站运营基本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或委托或引进社工服务机构为主，这是目前全国普遍通行的模式。而面对社工人才储备不足问题，诸暨市在7个试点镇街依托现有社会救助项目社工(各镇街至少1名)，再通过市社工协会招聘2名由市级财政保障经费的全职人员，落实社工站运营管理。

　　海宁今年年底前将要实现镇街社工站全覆盖。“必须建立社工职业体系，让专业社工长期去做。” 海宁市民政局局长倪继红强调。为此，海宁在浙江先行一步，建立专职社工“四岗十一级”薪酬体系，综合基本薪酬、考核薪酬、激励奖励等因素，将专职社工薪酬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成本核算，确保年人均薪酬不低于上年度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1.2倍。

　　宁波市海曙区的做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利用现有的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将社工站工作人员纳入专职社区工作者范畴，通过人员遴选或公开招录，执行专职社区工作者“三岗十八级”待遇。

　　从社工站硬件建设、运营管理到人才队伍建设、专业督导、绩效评价等，海宁市均一一进行建章立制。

　　为保障服务的专业性，海宁按照“6430”团队的要求开展社工站运营，即6名专职人员，4名持证社工，以及30名志愿者，并创新采取“镇街限定资格、市级统一招录、社会组织签约”模式，把好新社工入口关。6人按照三三制构成，即3人为运营机构自有社工、3人为本土新招培养对象，最终通过“传帮带”培养一批本土化社工人才队伍。每月还选择两个托管机构为所有镇街社工站开展专业督导。

　　为保障运营的规范性，海宁社工站每月进行“三务”(党务、业务、财务)公开，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购买、谁监管、谁考核”的原则，由属地镇街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过程的服务绩效评估。海宁还专门制定了“千分制”运营指标，推行社工站“星级化”管理。对项目运行良好的，给予40%市财政补助，每个镇街年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

　　聚焦融合 搅动“微治理”协同活力

　　“社工站建设源于民政，长于民政，但不限于民政。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专业化，乡镇社工站愿景应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向现代化迈进。”诸暨市民政局社管科科长宣超认为。

　　基于这样的理念，诸暨市乡镇社工站定位除了首先服务于困难家庭、留守空巢老人、留守困境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更希望成为一个汇集专业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的“融合体”，一座实现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将“最后一米”服务落实到居民的桥梁。

　　在浙江，社工站被打造成多方协同、共享的平台，运用专业服务优势，促进基层“微治理”。宁波市探索的是他们称之为“N+社会工作站+X”的模式——N代表相关部门、镇街等官方“主力”和慈善、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X代表社区或有需要的居民;社工站则成为二者的一个连接。

　　其中，社工如何调动居民参与，是“微治理”能否被搅活的核心。“培育接地气的社区社会组织”成为不少社工站的服务靶点。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工站采用“社工+志愿者”联动机制，以街道公益创投项目为载体，培育、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海宁市海洲街道社工站则更具体地提出了“亲邻社”三级垂直驱动服务体系，在街道、社区、小区分别打造亲邻社、亲邻居、亲邻舍，通过多元社区活动引导居民参与。

　　在德清县，社工则发掘了“楼道红管家”参与楼道微治理。楼道堆积、高空抛物、随意停车……欣宋嘉园居民曾怨声载道。社工入驻后发现问题，主动与街道、村“两委”多次探讨，达成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提升居民自治水平为目标的“1+1+N”“楼道红管家”项目，即每个楼道建立1个党支部、1名“楼道红管家”和N户党员家庭，探索“楼事共定、楼利共享、楼务共督、楼绩共评”的楼道自治机制。其后，社工组织社区选举产生12名“楼道红管家”，小区的面貌获得极大改善。

　　社工，正带动多方协同的力量，让基层社区治理进入良性“微循环”。

　　(策划/《中国社会工作》编辑部)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