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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亮

社区康复服务是精神障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最终摆脱疾病、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对象，一般指处于非急性住院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

康复的难点在后端、在衔接

2020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杨军鼓起勇气走进小河街道“残疾人之家”，报名参与了精神卫生健康自我管理项目。到12月1日，项目最后一期康复服务的日子，杨军认真写下了好几张感恩留言条，送给照亮他生命中“隐秘角落”的光束。

看到这些留言条，项目负责人、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医师骆名进百感交集。据他介绍，这个项目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患者之间互帮互助。

“都是我的‘同类’，大家互相取经，教会彼此如何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症状，如何应对日常压力和预防复发。向别人学习如何处理问题，如何与家人朋友相处。”杨军说，项目一共8期，每周一次，90分钟，这成了他最期待、最自在的时间。如今，虽然项目结束了，但同伴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还在，牢固伫立在杨军身边的坚冰也开始逐渐消融。

但骆名进也有担心。他在多年工作中发现，不少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没多久就病情复发，又被家人送回医院。一些从事精神康复的社会工作者也认为，精神障碍患者习惯于医院或家里的固态生活模式，个人自理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均明显退化。“在家无所事事，甚至不按时吃药，很容易导致病情复发。”对此，骆名进认为，“康复的难点不在医院，而在后端。精神障碍患者需要社会支持和引导，逐步适应社会人的状态。”

民政部、卫健委、残联2020年12月印发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无疑给这一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据该规范，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要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建立康复工作领导小组或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纳入康复服务体系，研究制定辖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政策和相关制度，统筹协调解决资源整合、机构运行、保障等问题，建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社会组织和家庭相互支持的精神康复服务模式，完善医院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各级民政部门要主动协调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社区康复提供技术指导，与社区康复机构建立快速转介机制。

骆名进认为，如何落实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实践，“社区康复体系建设确实需要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协作，这样才能提升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政府购买服务激活社会能量

作为精神专科医院，江苏省南京市佑安医院可谓一床难求，单纯依靠扩建床位的办法已无法解决根本问题。2017年开始，南京市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陆续在全市范围内设立多个社区康复服务站，让部分轻症患者就近接受康复治疗，极大地缓解了供需不匹配的矛盾。

佑安医院设立的“佑康家园”鼓楼康复站面积约700平方米，目前站内会员约50人，另有居家康复会员41人。除了医护人员，站内还有社会工作者、照料员、庇护性就业管理员等。此外，还开设了医务室、心理咨询室、音疗室、沙盘游戏室等，满足多重康复需求。

鼓楼康复站负责人项宗平介绍说：“康复站每周会给会员安排课表，还开办了‘佑康食坊’，教会员包包子、做糖饼。” “佑康食坊”所获利润根据个人劳动量分配，让精神障碍患者获得一笔稳定收入。

在苏州市，政府购买服务让明德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驻高新区枫桥街道运营康复驿站，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心理疏导、自我照料、人际交往、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培训等服务。康复驿站还提供上门服务，帮助那些虽然有康复需求但不符合入站条件或者不愿意入站的精神障碍患者。

如今，康复驿站已经服务近4000人次，使精神障碍患者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善。首先是个人在自我管理、身体素质、心理问题、社会交往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其次是其家庭在照顾压力、费用支出、家庭关系、生活质量方面得到改善;最后是社区的监管压力也得到减轻，入站人员导致的邻里纠纷明显减少。

2020年12月，由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卫健委、残联联合印发的《体球网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给更多想进入这一领域的社会组织带来好消息。该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将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制度，显著提高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质量和水平，促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高效合理的精神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体系和“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服务供给体系，助力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

社会工作者已成为患者最信任的人

2019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借鉴香港经验，启动烘焙方向的职业康复项目，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培养职业技能，重新融入社会。2020年，在广州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的资金支持下，乐活派烘焙店在越秀区珠光街道仰忠社区正式开业，成为精神障碍患者迈向社会的第一站。

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刚回到社区的患者在乐活派从最简单的工作做起——把曲奇饼干装入包装袋。而状态较好的患者，可以学习曲奇、蛋糕的制作，甚至负责外送，重新适应与陌生人打交道。

乐活派的社会工作者则成为精神障碍患者最信任的人。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欣然说，虽然大家刚来时笨手笨脚的，但社会工作者兼培训师李漫婷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日后如果我有更多精力，也希望做一名义工，帮助他人。”氛围宽容的乐活派成了患者走向社会的缓冲地带。欣然觉得很幸运，拥有一份工作是社会对她的认可，“自己是有价值的。”她说：“如果一直在家里待着，没有社会工作者三番五次地登门拜访邀请我参加，我的状态可能不会有这么好。”

社会工作者郭佳鑫则会接待那些慕名而来的精神障碍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与他们聊聊天，给他们以支持和鼓励，告诉他们：在这条路上，不孤独。“乐活派是一个窗口。”郭佳鑫说，在社区，因精神疾病一度脱离社会的人，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辅导下，逐渐恢复工作习惯和社交能力，并获得劳动报酬。最重要的是，普通人也能通过这个窗口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群体，在接触中减少歧视。

《体球网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也指出，要引导社会力量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等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增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能力。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看来，社会组织融入社区，参与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并回归社会，是很好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与护士数量不足。但是说实话，到了基层，管理服务精神障碍患者不一定非得精神科医生。”贾福军说，到了街道社区一级，由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服务精神障碍患者，是值得推广的，“如果病情有变化，再通过协调机制寻求专科医生支持。”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