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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了一场立国立威之战。

70年恢宏过往，70载日月如梭。在北京市军休干部中，有许多是当年为了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兵。在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战斗故事，感受他们的伟大品格。

组织需要，我就上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立军休所军休干部姚文彬

本报记者 姜雪芹

“组织需要，我就上!”说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初心，老兵姚文彬坚定地说。

那是1950年11月，姚文彬还在四川大学读书，志愿军部队需要英文翻译，作为青年团员的姚文彬没有丝毫犹豫，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参军后，姚文彬在60军181师司令部侦察科工作。1951年3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后，我军和敌军打“阵地防御战”。为了侦察敌情，当时部队采取设置高山观察哨的方式侦察敌军后方的情况。姚文彬和战友们坑道吃、坑道睡，分组轮班监视敌军动向。

侦察中，姚文彬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画“阵地写景图”。因为军用地图都是线条，不能生动地反映敌军阵地环境，作为师部唯一会画画的“人才”，他就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阵地前沿交通沟里，绘制敌方阵地883.7高地的写景图。

有一次，姚文彬正全神贯注地在画一张“阵地写景图”，可能是因为画纸太大，暴露了目标，敌军用迫击炮向他所在的交通沟开火。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这也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比较凶险的一次经历。

随着回忆思绪的打开，姚文彬也表示了小小的遗憾，当年因为战斗形势紧迫，他所绘制的写景图全都分发下去了，一张也没有留下，现在只能靠大脑来回忆了。

1953年停战前夕，姚文彬被调到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英文翻译队。朝鲜停战后，他又历任志愿军驻兴南口岸办事处英文翻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英文翻译和参谋，直到1962年6月才奉调回国。

这就是姚文彬，一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卫国战士，他用手中的笔在战场上为防御制敌立下功劳。

“蚂蚁搬家”运物资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园军休所军休干部尹香金

郝 园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尹香金是一名铁道运输兵，一直战斗在“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上。

1950年12月，17岁的尹香金瞒着母亲报名参战。临走前，他背上行囊跟母亲说自己去锦州出差，“不必担心”。母亲早年经历过父亲革命牺牲，似乎早有察觉，流着泪送儿子远行。

入朝不到十天，敌军就发现了尹香金所在部队的指挥所，连续三天对指挥所进行疯狂地轰炸。所幸大家躲避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驻扎地不得不搬到更隐蔽的山沟里。

“当时敌军飞机完全封锁铁道供给线，对清川江大桥狂轰滥炸，定时炸弹经常被投在桥梁上或桥侧。”尹香金讲述，“铁道运输兵只能用钢丝、绳子拴住定时炸弹，将其拉离桥梁。在拉动的过程中，一旦炸弹爆炸，就会有人员伤亡。”

“一天最多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空当运输。”为了将物资输送到前线，铁道运输兵和敌军玩起了“躲猫猫”——敌军白天炸，他们就晚上修。凌晨两三点被炸的路抢修通了就抓紧搞运输，天一亮就将载着重要物资的汽车、火车开进涵洞。这样的斗争，尹香金和战友坚持了三年。

时间长了，铁道运输兵们发明了一种“蚂蚁搬家”式的运输方式——在一个运输区间同时开启多列火车，每列火车的车头和车尾都设有哨兵代替信号灯，一旦距离超过安全距离，就鸣枪提醒司机调整车速，避免碰撞。“这样，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尹老边比画边说。

尹香金的老伴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她是一名铁道工程兵，参加我国边境至朝鲜龟城的铁路建设。她所在的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一行人刚过江就被敌军发现了，车辆和人员很多被敌军投射的炸弹炸到。大家只能把牺牲的战友包裹掩埋好，继续开工。

尹香金说：“为了保证铁路的畅通，把后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铁道运输兵和铁道工程兵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和敌人斗智斗勇，直到停战协议签署。”他们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尹香金说，停战协议生效的那一刻，大家兴高采烈地拆去屋里所有遮光板、打开窗户，欢呼雀跃着。“山沟里的灯都亮了!那个高兴啊!”说到这里，尹老笑得合不拢嘴，开心得直跺脚。

最美年华保家卫国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立军休所军休干部林祥铭

本报记者 姜雪芹

志愿军的背心、茶缸、弹片弹壳、胸章、信纸、慰问袋……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立军休所军休干部林祥铭的老伴，拿出家中珍藏的“宝贝”，那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物品。她一一仔细地擦拭、整理着，就像对待传家宝。

70年过去了，林祥铭老人一直珍藏着这些物件，作为对那场战争、对牺牲战友的铭记。说起那场战争，92岁高龄的林祥铭依旧印象深刻;说起他在朝鲜的日子，依然激情澎湃。

近日，记者走进林祥铭老人家中，有幸看到他所珍藏的纪念品，听他讲述抗美援朝的经历：

那是1951年初，林祥铭刚从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懂外语的他响应党组织号召，毅然参军走向战场，用实际行动保家卫国。

起初，林祥铭在朝鲜昌城外军战俘营任外国战俘教员。那时，我军和敌军的生活条件相差悬殊，他们喝的是牛奶、吃的是肉罐头，而我军只是吃高粱米、炒面，见不到荤腥。

在战俘营，由于天气寒冷，条件较差，外国战俘极易生病。志愿军严格执行俘虏政策，除了管理教育他们之外，志愿军还把一些好食物发给战俘吃。

1951年12月，林祥铭被调到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先后从事战俘资料整理及翻译工作。性格温和、内敛的林祥铭工作起来格外认真细致，资料整理得没有半点差错。由于整理资料速度快、完整准确，对配合停战谈判作用很大，林祥铭荣立三等功。

1958年志愿军全面撤回国，已经几年没有见过亲人的林祥铭，二话没说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工作，担任翻译组组长，直到1959年国庆节前夕才奉调回国。

秋日的暖阳下，林祥铭胸前挂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熠熠生辉，而老人的经历，亦闪耀光辉。8年半时间，从22岁入朝参加抗美援朝，30岁回国，林祥铭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用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当兵就要去战斗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清河军休所军休干部罗育强

本报记者 姜雪芹

“我的这只耳朵当年被弹片打穿，听不太清别人说话。”走进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清河军休所军休干部罗育强家，记者向一身军装、胸前挂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罗育强老人打招呼，他抚着右耳歉意地说。

1952年6月，还是解放军第一通信学校学员的罗育强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安东防空司令部指挥营负责后勤的一名出纳。

那一年，罗育强才17岁。看着敌机三天两头来犯，他心里急了：“我是来打仗的，我申请去前线，去战斗部队。”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跳动，他主动打报告，要求换个“战”位。

1952年8月，罗育强被安排到高射炮团任文化教员，平时教志愿军学文化，紧急时刻参加战斗。

高炮团负责保护清川江大桥，这是志愿军运输物资至关重要的大桥。罗育强说：“因为路被炸断可以抢修，桥梁断了可不是一时间能修好的。”所以，他们誓死守护清川江大桥。

罗育强回忆说，他参加的大型战斗有三四次，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打了一整天。那天天还没亮，敌情警报就响起来，他和战友们迅速到达“战”位，在桥两头的两侧分别架起高炮。随后，大批的敌机就来了，一波一波地轰炸地面。

装弹、填弹、发射……循环往复的动作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紧张而忘我。敌机扔下的炸弹接连在身边炸响，罗育强和战友们心里想的只有“坚持战斗，决不能让敌人得逞”。

炸弹爆炸弹出的弹片打穿罗育强的右耳，他抹了一把流出来的血继续搬运炮弹;右上臂和左大腿受伤，他撕了一块布扎住出血点接着干。一天没有吃饭，几十斤的炮弹在手中越来越沉，搬不动砸伤手指，可他却顾不上。

最终，这场战斗“保桥成功”。但从那之后，罗育强受伤的右耳时常发炎流脓。为了不影响工作，每次他都是找卫生员简单处理一下，直到抗美援朝结束，回国他才做了颅内乳突根治术。

“比起真刀真枪和敌军打成一片的战士们，我还算幸运。”罗育强对记者说。也因此，他的党性更强、爱国爱民的情怀更浓。他将自己在战场的奋战经历放在心里，一心只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毕生之力。他还教育家人，要多想着为国家做贡献，决不能占国家一点便宜。

对付战场上的“特殊敌人”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立军休所军休干部李玉桢

本报记者 卢 芳

85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玉桢坐在阳光里，温和儒雅，娓娓向记者讲述他当年入朝作战时的难忘记忆。不同于其他老战士，李老的讲述里没有过多的炮火烽烟，他故事里的主角竟是老鼠和苍蝇。

1951年3月，16岁的李玉桢随部队入朝作战，被分配在65军野战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行军的时候美军的飞机时不时在头顶轰炸，轰炸时就近找到掩体不要乱动，飞机对移动的目标看得更清楚，如果乱动就会暴露目标，给自己和战友带来危险。”历经艰难，李老的部队终于到达了驻地。

“野战医院的工作虽然紧张，但生活条件和危险程度还是比火线上的战友们要好一些。朝鲜是片美丽的土地，在战役间隙我们还上山采野菜做酱汤给伤员们改善伙食呢。”

1952年夏天，接上级报，美军向志愿军驻地投放了大量的老鼠和苍蝇，携带着培养成熟的伤寒和鼠疫病菌，一场细菌战拉开了帷幕。野战医院接到上级指令，配合防疫部队对驻地进行全面消杀，开展大规模灭鼠灭蝇行动。事关战友们的生命安全和志愿军战斗力量的保障，李玉桢和战友们迅速分成几个小组，夜以继日地展开行动。

“我们先是按照敌机飞行的轨迹确定他们的投放路线，然后沿路线进行搜索歼灭。这些老鼠苍蝇虽然感染了病菌不是那么精神了，但还是十分不好抓，还是得讲究方式方法。那时候土制的老鼠夹是好武器，我们夜里忙着自制老鼠夹，裁木板整铁丝，第二天清早把鼠夹按照研究好的路线放上去，尤其是驻地的伙房周边更得布控周密。我们每隔几小时就分头查看，看到鼠夹上的成果来不及高兴，得赶紧归集点数后焚烧，把空鼠夹第一时间再放上。往下摘老鼠时比较危险，因为有的并没有死，如果被挠伤了必定感染，我们手上也只是戴了外科手套做防护。”李老向记者回顾，“苍蝇就更难抓了，只靠苍蝇拍打肯定不行，于是我们自制了大量的粘蝇板，但放什么诱饵好呢?我们把新鲜的玉米面蒸熟，还放了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糖，当散发着甜香味儿的苍蝇大餐出锅时，我们都直咽口水。”李老笑了，说那时还都是毛头小伙子呢。“我们把诱饵薄薄地撒在粘蝇板上，果然，一上午板子上面黑麻麻一片。集中焚烧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最好，因为烧掉的是志愿军的生命威胁，多烧掉一只，战友们的生命安全就多一分保障。”这段记忆里，有集体智慧凝聚的喜悦，有漫山遍野搜寻歼灭的辛苦，有告别染病逝去战友时的悲痛，所以难忘。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李玉桢被部队送去上海军医大学继续学习，后终生从事军医工作。离休后的李老和老伴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安立军休所，他说他的生活被照顾得很好，他也会时时想起当年在朝鲜战场的日子和那些在的或不在了的战友。

那夜，我们等着胜利的欢呼

——访抗美援朝老兵、北京市安立军休所军休干部刘培芹

本报记者 卢 芳

抗美援朝老战士刘培芹，胸前佩戴着刚刚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腰板笔直地坐在记者对面，声若洪钟，精气神十足。这位85岁的老人，是曾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译电员，当年震撼世界、宣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全面胜利的停战协议，就是由这位老人译出的。

“我是1952年从学校入伍，在中央军委机要青年干部学校培训5个月后，从丹东入朝作战的。”刘老入朝即被分配至志愿军司令部做机要员，主要从事译电工作。“那时为了抵御美军的轰炸，我们吃住和工作都在山洞里，分成三班倒，确保24小时都有人在岗。那时工作非常紧张，强度也大，要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精神向全军发布，所有作战部署、方针文件都要从我们手里过，每天接触的都是加急、特急的绝密文件，，既要求快速处理又要保证绝对的准确。”刘老回顾：“那天晚上7点，我刚接班就接到通知，说有一份加急文件马上要到，务必集中精力紧急处理。没等多久文件就传到了，等我拿在手上开始翻译的时候才赫然看到，竟然是停战协议。战争要结束了，我们胜利了，当时大家拥抱在一起，欢呼起来。但是激动归激动，停战协议的内容很多，我们首要的还是要保证千万不能出错。那晚我们整整熬了一宿，怀着激动的心情仔细翻译，反复核对。天快亮时终于完成了这份译电，但谁都没有去休息，大家坐在一起，看着天边一点一点地露出鱼肚白，看到太阳升起，一直等到这个消息正式发布，听到全军为之欢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老的语气明显激动了起来：“这场伟大的战争打出了世界的和平，打出了我们的国威，打出了我们的军威。”

刘老于1958年最后一批撤回祖国，一直从事部队机要工作。晚年的刘老勤于书法，经常借笔墨抒表情怀，老人说：“战争过去这么多年了，看到今天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我是真的从心底里高兴，感到骄傲与自豪。”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