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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晶晶

　　我老家所在村庄位于安徽西南，有一定经济基础。疫情发展到现在，我更多的是从网络上感受它的汹涌澎湃，所生活的村庄却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波澜，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丝生活的淡定与从容。那么，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村村民何以生活得如此安宁?基于有限观察，我认为重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疫情信息透明公开

　　围绕疫情，对生活在村庄的村民而言有两条信息至关重要：一是全国疫情总形势;二是本地的疫情防控情况，包括周边县(市、区)感染者情况，以及本村的重点防疫人群，即从武汉回来或与相关人员有接触的人员。后者更能引发村民的切身反应。

　　及时获知全国疫情总形势使得多数村民能够树立起防疫意识，自觉遵守防疫要求，比如出门戴口罩、少串门聚会等，即使从武汉回来被居家隔离的贴牌户也会配合村干部的工作，接受村干部的监督并配合防疫检查。正如村干部说的，求生的愿望是本能的，看到网络上公开的感染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大家都知道要做好防疫工作，能理解和配合他们的工作。

　　经过村里初期摸排之后，有7户重点防疫对象被贴牌而被识别出来，如此也算是本地疫情信息的公开，这一做法确实让被隔离户产生了一定的排斥感，但在这个规模较大的村庄，部分村民彼此只面熟但不熟悉，这是保障防疫效果的有效做法，同时该做法还产生了一种正向结果，即让大家觉得威胁是可控的，做自己该做的，村庄仍然是安全的。

　　基层干部行动迅速

　　村庄的防疫行动是迅速的，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乡镇的文件就传达到了村里，传达到全村27个村民小组3700人的耳中。总的来说，村里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摸排、跟踪观察和及时上报重点防疫对象情况。前期村里以外出务工和在读大学生为重点对象，摸排1月4日后从武汉回来的务工人员和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以及村民主动上报的去过武汉和接触去过武汉人员的村民信息。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对重点防疫对象的管控也从最开始的让村民自己在家隔离、每日量体温上报，到后来的给重点防疫对象家里贴牌，加强监督以保障防疫效果。二是加强对全村村民的防疫知识宣传。从大年三十开始，村里就派专人每天骑着电瓶车、开着大喇叭在全村范围内宣传，每天上午2遍、中午1遍、下午2遍。同时在各处宣传栏和门口张贴告示，宣传防疫知识。三是做好封闭式管理。村内的餐馆、旅馆都关闭了，通村路阻断，不让非本村车辆、人员进入。

　　村庄的积极行动很重要，实现了对村民的动员，关键对象是村庄里生活的中老年人群体和少数防范意识不强的个体。以我父亲为例，最初看到新闻发布的疫情信息，一直认为疫情传播不到这里，比较排斥戴口罩。可看到社区张贴出来的公告和小区开始设置门禁之后，父亲再出门就自觉地戴口罩了。无论网络舆论多么夸张，对于生活在村庄的中老年群体而言，当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他们始终觉得疫情离自己很遥远，所以缺乏行动积极性。但当社区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开始认识到疫情已经来到身边，急需加强防范，行动也就积极起来了。大年初三，有亲戚打电话来说要上门拜年，我父母以村子已经封闭管理为由拒绝了，这在以前是很为难的一件事，但村庄封闭管理给出了极佳的理由。由此可见，没有村庄的积极行动，村民很难真正在意识上重视起来，在行动上动员起来。

　　坚信疫情会得到解决

　　父母属于20世纪60年代人，如果说刚开始是因为信息滞后而“无知者无畏”，那在后来的信息包围中，他们完全已经意识到了疫情的发展态势，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是淡定而从容的。

　　闲谈中我对爸妈的心态有了一些了解，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不用大惊小怪。第一，相比灾荒年代，现在的生活好得没法说，所以不想那么多。第二，他们自始至终从未怀疑过国家会解决不了问题，“非典都过来了这次也一样”。从中我看到他们对生活的感恩和对国家的信任。

　　父辈淡定并不是如网络传言所说健康意识差，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他们见证了祖国从弱变强，走过了资源匮乏的饥荒年代，也经历过长江特大洪水灾害、非典疫情等事件，这在丰富他们人生阅历的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国家力量的强大，进而塑造了他们对国家的天然信任，这种信任的基础不是在微信里看到几篇事态严重的文章和子女几句不恰当的话就可以动摇的。年轻一代应当学习他们的这种精神，怀着对生活的感恩和对国家的信任前行。(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