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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后，社区成为继医院之后的第二战场，面临严峻挑战。这道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第一道防线”是否牢固，检验着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关系亿万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社区离群众最近，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党组织架构中，社区党支部(村党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在国家制度中，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的主导力量;从公共服务看，社区是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落到居民身上的最基础的平台。面对骤然来临的社区防疫大考，举国上下都关注着小小社区给出的答案。

　　从目前看，社区交出的答案是合格的。我们至少看到社区工作在四个方面的初步成效。一是把社区人员流动的“关口”管起来了。在城市社区，小区出口有人把守，有人测体温，重点小区出入凭证;在农村社区，村民自发轮流值守村口，盘查过往车辆行人，许多领导暗访也进不去半步。二是基层宣传工具发动起来了。微信、各种APP、宣传栏、致小区居民的信、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的宣传语录，还有硬核的农村大喇叭广播，时刻传递着防疫形势、要求和知识等重要信息，尽管一些话语有点霸蛮的味道，但确实能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看到微信，听到大喇叭，封闭在家的居民在感受到党和政府关心、体会到社区大家庭温暖的同时，也减轻了恐慌和寂寞。三是防疫筛查搞起来了。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把疫区来的送去隔离，把发热的送去检查，把发病的送到医院。一些地方绘制防疫“作战图”，把居民用四种颜色进行标注，代表居家隔离、观察、外出、健康，让人一目了然。四是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父母被隔离后留下的孩子，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得到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问候和帮助。疫情汹涌之下，社区工作者就是他们的亲人。

　　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者们勇敢逆行的身影令人难忘。即使缺乏防护装备，他们也毅然站了出来，走上街道巡查;即使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他们也毅然舍小家为大家，来到更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他们构筑了疫情报告的信息渠道，使各级党委政府得到了珍贵的数据和信息，从而能够迅速分析疫情，作出决断，保证了指挥畅通;他们构筑了病人与医院的联系桥梁，使患者得以及时被发现、被救治;他们构筑了家庭与市场的联系桥梁，保证了居民生活的基本物资供应。这些奔忙在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尽管“压力山大”，但他们始终在咬牙坚持，有的还累倒在社区防疫的战场。浙江省桐乡市梧桐社区专职网格员张浙伟，在“疫情日记”里写道：“大年初四，五点就起床了……回到家里已经晚上十点多了。看着卧室已经关了的灯，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家里人。”在社区防控战场上，这样的社区干部很多很多。试想，如果我们没有社区组织，没有这支队伍，没有这道防线，会是什么样子?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能够调动全国最精锐的医疗资源支援武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我们能够快速启动社区防疫的人民战争，把党中央决策落实到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治理制度，已经转化成为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强大战斗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多年来我们不断加强的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不断完善的基层治理制度，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10.8万个城市社区、54万个行政村、近400万名社区工作者，构成了我国社会治理的兜底防线。社区之所以能够交出这样一份答卷，证明了我们党的组织基础坚实，执政基础坚实，这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第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升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党内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对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持续整顿，推动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通过选派上级部门的优秀干部到社区、村任职，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队员，有力地充实了基层工作力量。通过落实和提高村“两委”干部待遇，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如上海等地建立了社区工作者三岗十八级的岗位工资体系，有力地调动了社区干部积极性。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我们看到社区防疫最困难的地方，总是党员干部先上。他们亮出身份，用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社区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第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区治理加强了。经过多年建设，基层群众自治体系不断完善。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村委会、村民小组、网格长、楼栋长、网格员等形成了完整链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是社区的主人翁，群防群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传统。“小巷总理”一出面，带动群众一大片。在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基层治理手段不断完善，群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在社区，群众性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已达到300万个。这些组织丰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促进了社区居民交流的开展，也增强了基层群众的凝聚力。社区也成为志愿者最活跃的场所，社区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全国已达到420余万人。这次社区防疫战中，我们看到了群众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他们自发守护，轮流上阵，不要报酬，秩序井然。

　　第三，基层治理机制完善了。我们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加强基层建设，创新基层治理，形成了一批好的管用的成果。北京市完善基层组织动员机制，实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天津实行了“主官上、权下放、战区制”。这些改革给社区赋能赋权，使社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有力提高了基层战斗力。信息化建设带动了社区管理水平的提升，各类智慧社区、云上社区、掌上社区不断涌现，家庭多少、人口多少、外来人口多少、困难家庭多少等等，这些数据在社区电脑里、台账里都能查到，居民的流动、来源与去向都能基本掌握，可以实施精准管理，对于开展社区疫情防控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面前，社区治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面对海量任务，社区人手少，防疫专业能力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社区权能不够，缺乏必要手段，缺乏物资和资金的保障。一些上级单位还习惯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指挥基层工作，无数的检查，没完没了地填表，浪费了基层干部的精力和时间。以上这些问题急需解决，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还需要持续发力。

　　随着企业复工，交通恢复，人员流动加快，疫情防控工作正进入最吃劲阶段。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需要社区工作者坚持，需要居民配合，更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社区组织要把上级党委、政府下派到社区的干部、警力和物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充分组织起来，把驻区单位、企业调动起来，凝聚强大的抗“疫”力量;要进一步落实责任，织密防控网络，把社区工作者、网格长、楼栋长、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责任细化量化;要进一步改进方法，在发挥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用好自治、法治、德治手段，做好群众工作，调动群众参与防控的积极性;要开发好运用好信息应用软件，多用信息跑路代替人工操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改进和加强对社区的领导，千方百计给社区工作创造条件，当好社区的后勤部长。要给社区人手，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把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下到基层，让党员干部到所在社区报到上岗，充实基层力量;要给社区保障，把保证社区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口罩、防护服、交通工具都要努力保障，信息化手段要加快完善;要给社区赋权赋能，为适应战时状态临时处置突发情况的需要，可采取临时授权的办法，让社区工作者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要给社区减负，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要把社区工作者变成“表哥表嫂”，不能让他们对多个部门不停地“对上报告”，要建立容错免责制度，还要给他们必要的心理疏导，让他们真正“轻装上阵”。社会各方面都要为社区创造条件，支持社区在彻底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报20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