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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亮  张 昕

在湖北省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每年有1.3万到1.6万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入站接受救助。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因精神错乱、智力障碍，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知道而成为长期滞留人员。找不到家的方向，剪断了亲友的联系，遗失了曾经的记忆，这些“无名氏”在茫茫人海中迷了路。

而该站男服务区工作人员、33岁的李升，成为了他们迷途归家的引路人。工作11年，他凭着缜密细致的思考、干事创业的劲头、爱岗敬业的精神，帮助100余名“无名氏”重新找回身份，牵引他们踏上与亲人团聚的路。

将心比心，真情打动受助对象

“救助对象也是人，是他们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所以，你在工作中要将心比心，善待他们。”2006年，带着母亲的嘱咐，李升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男服务区管理照顾长期滞留在站的受助人员。

平时木讷少言的李升，在与受助人员打交道时判若两人。“他每天一上班，就跟服务区的受助人员打一遍招呼，再聊上两句。平时没事儿了，也多是陪他们。收入不高，但他经常自掏腰包买水果和零食给受助人员；对行动不便的受助人员，他帮忙洗澡、洗漱，从没一句怨言。”男服务管理区科长韩山鹰说，“受助人员的喜好、习惯，李升通常是站里最快掌握的人。”

付出换来信任，受助人员渐渐对李升卸掉防备，甚至开始主动倾诉。就在这些凌乱而随机的倾诉中，李升用心捕捉到了帮助“无名氏”找回身份的关键信息。

武昌区吹笛派出所曾送来一名衣衫褴褛、口齿不清的流浪人员，除了自称“杨建平”（音）、老家贵州外，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在男服务区生活期间，李升经常找他聊天，发现他喜欢吃橘子，便自掏腰包买来给他吃。十几天相处下来，“杨建平”竟然主动与李升聊天，虽然道不明白，但每当谈及家乡时，“杨建平”总会泪流满面。

“看见他流泪，我眼眶也红了，心里着急，如果能帮助他找到家就好了。”李升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天，李升像往常一样查房，和“杨建平”多聊了几句，对方突然说出“清镇”两个字。李升当即联系服务管理科专职负责寻人的工作人员杨坤，告知这一线索。两人利用网络查到贵州省确实有个叫清镇市的地方，并通过贵州当地的一个寻人群，发布了“杨建平”的相关信息。第二天，救助管理站便接到“杨建平”妹妹的电话。原来，“杨建平”叫杨思明，今年42岁。16岁时，因父亲去世打击过大，选择离家出走。26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中断过寻找。杨思明返程前，李升又自掏腰包给他买了一条新皮带和一大袋橘子。

阔别26年回到家乡的杨思明，在李升等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走出贵阳火车站时，被焦急等候的一大家子男女老少团团围住。

苦心钻研，自创“寻人三大法宝”

“受助人员入站后的20-30天，是二次收集线索的黄金时期。”李升说，“因此，男服务区的工作也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的重要一环。”他将为“无名氏”找家的过程比作破案。为了成功破案，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长期滞留受助人员身上。

李升每天围着受助人员转，从家乡风物聊到兴趣爱好，从社会关系聊到记忆往事，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习惯，记录他们的只言片语甚至疯言疯语。终于等到对方开口说出关键词，李升便与好搭档杨坤一遍遍找地图、比信息、打电话。“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只要能查清一人的身份，就是巨大的收获。”李升说。

在这一过程中，李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寻人三大法宝”：一本查询日志、一份疑难人员登记簿和一个装满寻人启事的盒子。

200多张寻人启事，是李升从报纸、网络及寻人亲属手中收集的。每一名被确定为“无名氏”的受助人员，李升都要和寻人启事上的照片细细比对。方法简单且有些笨拙，却十分有效。2017年3月，一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被救助进站，工作人员百般问询毫无结果，没想到李升在翻阅自己的寻人启事“数据库”时，发现2016年的一份寻人启事照片与该受助人员有些相像。救助管理站打去电话一问，果然正是寻人启事上的人。

疑难人员登记簿记载着所有接受过救助的离站受助人员情况，不仅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等基础信息，就连男性受助人员身上的伤疤、胎记，也被李升细心地记录拍摄下来。这些信息，在解决重复流浪时发挥了巨大作用，节省了救助寻人不少精力。

每天与滞留受助人员的聊天内容、查询进程、心得和总结，被李升一笔一划地写进查询日志里。不管记者随便问起哪个案例，他都能快速准确地在日志中找到查询经过的记录。

点滴积累，量变引发质变。如今的李升，不但每月都能帮助几名站内滞留人员找回身份，还通过自己组建或加入的寻人群，互通有无，帮助外地救助管理站甚至寻人亲属找人，被寻人群里的网友亲切地唤作“李神探”。“今日头条”还授予李升“寻人之星”称号。

大爱担当，榜样力量形成涟漪效应

随着越来越多“无名氏”找回身份、回到亲人身边，群众的感谢信和锦旗、领导的批示和党政机关的证书、社会的赞誉和肯定像雪花一般飞来。而李升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还要更加努力”。面对工作，李升就是有一股谁也拗不过的倔劲儿。

为增加知识储备，他自学了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为更快发现线索，他钻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理特征、风俗习惯和方言俚语等；他在连续值班48小时后，仍然会利用紧接的两天休息时间，寻访武汉大街小巷、近郊农村，不放过一丝线索；为应对突发状况，他养成了在值班时和衣而睡的习惯，一有情况马上行动；他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受助人员的照片，每每看到电视、听到广播里播放寻人启事，他会立刻掏出手机比对，拍照或录音。

李升家住黄陂区李家集街道，地处偏远，离救助管理站更远。他当班时会在早上4点半出发，7点到单位。一次，遇上大雪交通不便，他在当班前一天的中午11点就出发，步行23公里到黄陂县坐大巴进城，晚上5点到救助管理站，夜宿站内。“这样才不会耽误第二天上班。”李升说，他不想浪费、错过和受助人员交流的每一点时间、每一次机会和每一丝线索。

李升尽心尽责耕好“责任田”的作风影响带动了救助管理站全体干部职工。“这也是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学许帅精神的成果和成效。我们在身边找榜样，努力成为讲政治、有信仰，尽职责、有作为，善创新、敢担当，有大爱、甘奉献的民政人，传承和发扬许帅精神。”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林小群说。

谈到未来，李升想的还是让更多“无名氏”回家。“我工资虽然不高，但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简单。妻子在小学教书，孩子由母亲照看，家里没什么负担。我更要全身心好好工作喽，帮助更多受助人员回家！”李升说完后突然想起了什么，拍拍脑袋，憨笑道，“我在县城买了房，离单位近了，以后上班更方便了。”

（来源：中国社会报201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