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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周忠贤

目前,浙江省宁波市有依法登记的法人社会组织7400家（市本级1038家）、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2万多家，户籍人口每万人拥有法人社会组织12.5个，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该市突出“党建引领、制度供给、综合服务、资金扶持”，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全市涌现出公益街“善集”、慈善综合体“善园”、江北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北鸣轩”，以及慈溪市“爱在优抚”项目、北仑区红领巾之家“社区司法矫正”项目等一批示范性、特色化的组织和项目，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基本民生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有待提升

社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覆盖率未实现百分百。目前，市本级和8个区县（市）建立了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尚有奉化、宁海未建立。党建规定动作不够到位。全市已建有党组织的569家法人社会组织中，部分党组织“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基本制度落实不够有效，党员发展、日常教育不够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党组织负责人同时进入社会组织领导班子的占比不到10%，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内部的重大决策中时有“失声”，党建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引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社会组织服务平台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区域发展不均衡。一些地方重视不够、投入不足，除象山、镇海、海曙、慈溪、鄞州外，其他地区的乡镇街道、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成率不高。专业人才缺口大。平台运作人才缺乏，专业人才更少，许多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专业服务需求。平台运作欠有效。在提供党建指导、组织孵化、能力提升、项目督导托管、骨干培养、资源整合等支撑作用方面，还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现有的社会组织大多规模偏小。社会组织的结构不尽合理。全市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培训类占近七成，其他类型相对偏少。部分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实行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一些社会组织尤其那些自上而下成立的协会，没能从根本上摆脱依赖政府的惰性，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筹措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总体上还难以达到各级政府的条件和要求。

强化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确保政治方向。一方面要加强市县两级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建设。进一步健全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工作机制，2018年底前实现县级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建设“全覆盖”，切实承担起“党建兜底管理”职能。另一方面要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品牌创建。围绕“建设一批标准化的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党建孵化园）”的目标要求，开展省级示范性社会组织党建服务中心建设和市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基地创建行动。力争每年创建1-2家省级示范点、8-10家市级示范点，3年创建30家左右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以点带面、以创促建，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

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一是加快建设市级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发挥市级平台的示范带动和管理指导作用。二是推进乡镇（街道）级服务平台建设。2018年底，建成率达到45%以上，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依法登记的枢纽型、支持型社会组织覆盖三分之二的街道和城市社区。三是依托各级服务平台实施一批优质项目。运用好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每年800万元），发挥服务平台集聚优势，推动实施一批提升社会组织整体能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质项目，持续改进平台发展方向、工作方式，实现平台精准发展、特色发展。

加大培育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面资源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常态化，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特别要在优抚、救灾、救助、社会事务、养老等领域扩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让渡空间、创造条件。大力培育扶持公益性、慈善性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坚持重心下移的培育发展导向,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等途径，大力培育基层社会治理急需的志愿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枢纽型支持型组织，改善社会组织总体布局结构不够均衡的现状。

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空间。突出“全方位参与和全方位服务”主线，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引导社会组织主动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性、专业性、规范性以及自主性和创新性较强的优势和特点，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服务，缓解政府公共治理压力、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助力更多惠及基层群众的政策落地。明确重点参与领域发挥集聚效应。重点在扶贫济困、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和服务民生等社会建设领域，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服务困难群众、参与脱贫攻坚、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标。

完善“三社联动”创新参与机制。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为支撑，深化“三社联动”发展平台，把社会治理服务延伸到社会末梢，推动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实现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同时，实现社会治理活动项目化；在实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专业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集聚化。

（来源：中国社会报2018.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