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安 娜
离婚,也许是婚姻走向破裂时理智思考后的处理方式,也可能是情绪支配下的草率抉择。不同的情形,却是同样的结局。但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相信发生危机的婚姻都应该走向崩溃,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努力改变故事的结局。他们就是婚姻辅导师。
目前,我国大部分婚姻登记机关都设有专门的婚姻辅导室,由专业的婚姻辅导师对婚姻出现危机的当事人进行调解、劝导,有的人因为他们挽回了自己的家庭,有的人因为他们改变了人生轨迹,有的人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结……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婚姻登记机关,走近婚姻辅导师,对话这些努力改变故事结局的人。
她至今都在惋惜,那些男帅女靓的小夫妻怎么就到了不得不离的地步,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夫老妻怎么就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4月22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南二环玉蜓公园内的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先后有三对夫妻前来办理离婚手续。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有的在前台接受材料初审,有的到专职律师处规范离婚协议内容。陪伴在他们身旁的,还有邵然和史荷丽两位婚姻辅导师。
邵然从事婚姻辅导工作已逾五个年头。她向记者介绍,做好婚姻辅导工作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在婚姻登记大厅里主动观察当事人的状态、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说才是辅导师的工作常态。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她们很快能判断出哪些离婚当事人是需要心理疏导的,哪些夫妻的婚姻是可以通过辅导得以挽回的。每每这时,她们便会在征求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邀请两人到婚姻辅导室里坐一坐,利用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为婚姻“把脉”。
在邵然眼中,婚姻登记机关这一小小的服务窗口,却能映射出整个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家庭暴力、房产户口、第三者插足等等,都能在这里看到。“有的小两口感情很好,被双方家长逼着在现场离婚;有的老夫妻都七八十岁了,由子女帮着写离婚协议书。”五年多的婚姻辅导工作,让她深刻地感受到,“谁也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好,谁也不要只看到别人的不如意,光鲜亮丽的背后有可能是遍体鳞伤。”
两位婚姻辅导师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愈发注重离婚的仪式感,像8月8日、9月9日这样的结婚高峰日,前来离婚的也不少。子女高考上学以后、夫妻两人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最后一天……也都是离婚登记的高发日。“寓意着一个新的开始。”史荷丽说,即使是在腊月二十九,婚姻辅导师也会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根据她们的经验,“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天,铁定会有几对夫妻急匆匆地赶在婚登处下班前来办理离婚手续。”
在婚姻辅导室的资料柜里,记者看到几本厚厚的婚姻家庭辅导工作记录簿。里面的数千个婚姻个案,详细记录了当事人遇到的婚姻家庭问题、婚姻家庭辅导意见建议及辅导结果等等。史荷丽说,这份工作有时会给人挫败感。她至今都在惋惜,那些男帅女靓的小夫妻怎么就到了不得不离的地步,那些八十多岁的老夫老妻怎么就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但这份工作又给她们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看着原本愁容满面、准备离婚的夫妻高高兴兴地牵手走了,她们从心底里由衷高兴。
“有的职业生产的是一件件商品,而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所学帮助一个个家庭,甚至改变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邵然笑着说。
李凤玲被这一幕深深震撼,她抱起不哭不闹的孩子,让眼前的夫妻俩先停止争吵,看看孩子无助的眼神。
见到丰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婚姻辅导师李凤玲时,她正在办公室内为一名中年女性进行婚姻辅导。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李凤玲陪着该女士走出房间,又叮嘱了几句后,才目送女子离去。
在记者看来,李凤玲更像是一位知心大姐。一头短发、一个黑框眼镜,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说起话来更是轻声细语。2015年以来,李凤玲和她的同事们共同参与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婚姻调解工作。对李凤玲来说,每天要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她要做的就是帮这些故事里的男女主角理顺、摆正夫妻关系,甚至改写这些故事的结局。“最多的时候,每天要对五六个家庭进行婚姻辅导,有的是现场办理离婚手续的,有的是来调解过三四次的,也有的是曾经接受过婚姻辅导,而后对婚姻感到迷茫单独再来寻求帮助的。”
李凤玲告诉记者,婚姻辅导师对有孩子的家庭会给予格外的关注,她给记者讲述了两个真实的案例。
几个月前,一对年轻夫妻来婚登处哭闹着要离婚。“两人的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可能是小生命的到来打乱了两人原有的生活节奏,导致夫妻俩的矛盾逐渐升级,办理离婚的当天上午女方还产生了要跳地铁自杀的极端情绪。”随着交谈的不断深入,李凤玲敏锐地觉察到,两人的问题并不是离婚这么简单,女方在言谈中流露出明显的产后抑郁倾向。“我建议他们先把离婚的问题放一放,‘看病保命’才是首先要解决的。”几天后,李凤玲接到了男方打来的感谢电话,女方在医院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正在积极接受治疗。
另外一个案例让李凤玲记忆更为深刻,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俩也有一个将近1岁的孩子。“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感受到了父母的情绪。夫妻俩填写表格时,孩子上前抢妈妈手中的笔。”李凤玲被这一幕深深震撼,她抱起不哭不闹的孩子,让眼前的夫妻俩先停止争吵,看看孩子无助的眼神。“从那以后,我会建议有孩子的离婚当事人,一定要跟孩子说出实情,并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永远爱他,减少孩子的内疚感。”
李凤玲说,做好婚姻辅导工作既需要专业的心理学技巧,也需要细腻的情感。“在交谈中,如果我发现当事人之间还有感情,我会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们。”
“前两天,一对老年夫妻因一顿早餐发生争吵,两人较着劲来婚登处办离婚。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台阶,这个时候婚姻辅导师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北面的两间办公室内,记者感受到别样的温情,粉红色的纱质窗帘阻隔了外界的喧嚣和忙乱,几个沙发椅和茶几摆放在落地窗附近。这里是婚姻辅导师李克宁和其他15名同事轮班开展婚姻家庭辅导的地方。
李克宁是记者遇到过的为数不多的男性婚姻辅导师,也是朝阳区16人婚姻辅导团队里唯一的男性。他对这项工作有一些更为理性的思考:“对离婚当事人的婚姻辅导并不是劝解两个人不要离婚,而是让他们心平气和地冷静看待自己的婚姻。”
即便离婚,也要有质量、有价值,这几乎是所有婚姻辅导师的共识。“在和夫妻双方单独交谈时,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开放性和封闭性的问题,引导他们自我发现、换位思考,你在这段婚姻里存在什么问题?对方为你做过什么?进而帮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
在将近六年的婚姻辅导工作中,李克宁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原来的婚姻“七年之痒”已经缩短到五年甚至三年。“有的因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因婆媳矛盾,有的因女婿和老丈人矛盾。孩子2岁以前也是婚姻家庭矛盾的高峰期。”李克宁说,在这些个案中,很多当事人是为了寻求对方的关注,这样的矛盾通常是可以调和的。“前两天,一对老年夫妻因一顿早餐发生争吵,两人较着劲来婚登处办离婚。其实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台阶,这个时候婚姻辅导师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开朝阳区婚登处时,记者看到一对中年男女各拿着一本红色的离婚证。2004年开始,我国离婚证从墨绿色改成了同结婚证一样的暗红色,离婚证颜色的变革反映了整个社会观念的进步。如今的婚姻,不再是古时候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们有权利去追求更高的婚姻质量。这也是几天采访中,几位婚姻辅导师给记者上的深刻一课。
(来源:中国社会报201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