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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冉冉

　　来到宁夏儿童福利院采访，第一个跟记者打招呼的，不是院长，不是工作人员，是一个福利院的孩子。个头不高的小姑娘，趴在二楼的围栏边，刚刚能露出一个小脑袋。她高高举起手摆了摆，热情招呼着：“嗨!你好!”也不等得到回应，就羞涩一笑，跑开了。

　　如若不是看到了门口标志牌，很难相信这是一家位于西部省份的儿童福利院。绿意盎然的庭院中，掩映着一座具有设计感的四层建筑，室外布置着儿童活动设施和装饰物，活泼而洋气。

　　这个福利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儿童福利院=医院+学校+康复中心

　　当然有。

　　自1996年建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变迁，这里成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福利工作的一个缩影——从最初的单纯养育照料，转变为如今养育、医疗、康复、教育齐头并进;从简单粗放转变为专业化管理模式;从满足儿童生存需求转变为成长发展需求。

　　如今这里的每一层，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一楼像医院，二楼像幼儿园，三楼像学校。与之相对应的，执业医师、职业教师、职业康复师也在这家儿童福利院中配备齐全。

　　杜勇是宁夏儿童福利院的院长，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杜爸爸”。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这10个镌刻在福利院大厅墙面上的字，成了这位“杜爸爸”最常念叨起的话。“‘爸爸妈妈’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如果不符合孩子的期待，他们不会这样称呼我们。”

　　因此，“养治康教”服务体系应运而生。

　　“最基本的便是养育单元，如何保障儿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看似日常的生活照料，实际需要专业供给。”在杜勇的介绍中，基础养育便要求很高的专业性，而其他几项内容更甚。

　　“儿童医疗是儿童福利院里特别重要的一个部门，它意味着生命的守护。因此，我们打造了一支60人的专业医疗团队，14名执业医师，30多名执业护士，16名职业康复师，甚至还有药剂师，这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病残孩子的医疗需求，及时进行诊断治疗。”

　　对儿童的照料不局限于对生命权的保障，更进一步延伸至成长、发展中，教育是第一步。

　　“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是正常教育，让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回归社区;另一方面，是保障病残儿童的特殊教育。”福利院的孩子由于年龄的差异、智力差异等方面原因，每个人需求都不同，甚至差异还特别大。

　　30名职业教师组成的特殊教育团队，专门应对这种个体化的差异性。

　　19岁的聪聪(化名)患有先天矮小症，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然而性格开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今，她每天按时走进特教部技能室，教孩子们十字绣、串珠，都说脑瘫孩子手眼协调能力差，教会手工制作非常难，她就凭着耐心和技巧，两个月内教会了一个孩子，成了特教老师。

　　杜勇说：“特殊教育就是补偿教育，补偿一些他们缺失的功能与情感体验。养育教育康复的一体化服务，就是把儿童的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只要一睁眼睛，就应该蕴含着教育。”

　　儿童福利院在满足机构内孤残儿童医疗、康复教育需要的同时，还将专业服务拓展到了贫困家庭残障儿童，他们聚焦脱贫攻坚，先后为240多名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康复救治，并对家长开展“母亲康教培训”计划。真正实现“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的目标。

　　社工们知道，孩子从哪来，最终要到哪去

　　省级建制的儿童福利院，这在全国不多见。除了要收养、收治银川市的孤残儿童，宁夏儿童福利院还承担着自治区各地市儿童福利机构的培训指导、社区困难家庭残障儿童的医疗康复等职能，如今已逐步发展为集婴幼儿医疗护理、儿童养育照料、康复教育、技能培训、家庭寄养服务指导、弃婴庇护、儿童权益保护及社区残障儿童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专业化儿童福利资源中心。

　　覆盖面广，承接项目多，孩子的情况也更复杂。福利院有了专业化“养治康教”团队作支撑，引入专业社工，将各项服务内容串联起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一个孩子来到院里，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社工，社工会像在医院会诊一样，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对孩子进行综合评估，为他制订医疗与康复计划，选择适宜的教育方式，评估适合国内外收养、家庭寄养或是机构内养育。” 杜勇介绍道。“从孩子到院后由一名社工接案，到这个孩子以不同情形离院为结案，社工全程跟进，他们就是孩子的代言人，是院里最知道孩子情况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说，社工就是拥有社会属性的医生。”

　　锐锐(化名)来到福利院时只有两岁，因为母亲被强制隔离戒毒成了孤儿。为了建立母子之间的联系，社工经常去戒毒所，把孩子在福利院的生活情况拍成视频带给母亲，再将母亲的期望和叮咛用同样的方式传递给孩子，让孩子始终感受到母亲的关爱。锐锐龋齿严重需要做矫正手术，社工便去戒毒所征求其妈妈的意见。如今，4岁多的锐锐上了幼儿园，社工每天早晨送过去，晚上接回来，孩子与社工阿姨建立了深深的情感纽带。

　　作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单位”和全国“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项目”示范单位，目前福利院拥有持证社工28人，专职社工9人，分包260多名孩子的个案服务。从入院登记、综合评估、制订计划，到落实计划、跟进服务，社工既是协调者，也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

　　撒下“一片孩子”，收获一群“朝阳群众”

　　“社区里有人打孩子，被‘朝阳群众’举报了。”这桩乌龙案，还得从一个不平凡的社区说起。

　　距离银川市区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永宁县惠丰村，就是宁夏远近闻名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第一村，这里有寄养家庭56户，100多名孤残儿童在社区里有了家。

　　“这一片撒出去，都是我们福利院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孤残孩子，大婶大妈们盯得可紧了。前段时间小区里有人打孩子，被人拍了视频举报，后来我们翻查监控，才知道打的是自家孩子。”讲起这事，杜勇还是满脸欣慰，“我们的孩子，无形中被社区居民保护起来，这是‘朝阳群众’的力量。”

　　“家庭是最适合孩子的成长环境，那些有情感需求，轻度、中度残疾的孩子，比如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唐宝宝’们，最适合家庭寄养。”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2001年宁夏儿童福利院在永宁县惠丰村建立了家庭寄养点。

　　18年来，这个小村庄见证了家庭寄养模式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见证了对儿童照料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见证了329名孤残儿童被106户家庭寄养。同时，该村也在城市化进程的大环境中发生巨大变化——2010年，惠丰村从农村变成了城市。

　　田间地头小庭院变成了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成了“一夜暴富”的“拆迁户”。

　　寄养家庭富裕了，福利院的“杜爸爸”却着实愁得几宿没睡好觉：我的孩子们可怎么办呢?

　　他把担忧拐弯抹角地跟寄养家庭提出来。“你们都有钱了，还养我们的孩子么?要不我把孩子带回去吧。”寄养妈妈下意识地一把搂过身边的孩子，藏在身后，紧张又激动地说：“那可不行，孩子我们要养的!”

　　数年来在孩子与家庭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将原本毫无关系的两群人紧紧缠绕在一起，而这样集中在一个社区的寄养方式，在居民之间营造了争相“养娃”、互相监督的良好氛围，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以困境儿童为中心，以寄养家庭为主体，专业化介入、规范化管理、亲情化抚育、社会化融合的新时代宁夏家庭寄养服务新模式。

　　如今，社区里建起了家庭寄养服务中心，它就像宁夏儿童福利院的社区分院，医疗、康复、教育等服务同样延伸于此;又像社区里的特殊儿童幼儿园，没法去普通学校的孩子们每天都要定点来这里“打卡”，学习、治疗、康复，而寄养家庭的妈妈们也经过培训，成了服务中心的助教。

　　见到钱大姐的时候，她正带着几个孩子玩拼图，其中也有她的“儿子”。

　　“我自己的儿女都成年了，在外地打工。看别人家养了娃娃挺好的，我就也想养一个。”很快，家里住进了8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特别开心，两个活蹦乱跳的开心果。”就这样，两个孩子在钱大姐家住了4年。

　　前几天，5岁的“女儿”被领养走了，“家里一下就空了，看见孩子的东西，挺难过。”钱大姐的眼眶突然就盈满了泪水，她迅速眨了几下，又低头微笑着看孩子拼拼图。

　　结束采访时已近黄昏，离开的路上，一个孩子左手拉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蹦蹦跳跳向前走着。太阳快要落山，照在这一家人身上，拉出三道长长的影子。记者认出那正是在福利院中做康复的孩子，然而这会儿再看，却能看到幸福的“三口之家”，正一步步走向希望。

(来源：中国社会报201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