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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我所经历的民政改革”征稿选登(四)

时间:2018-10-15   浏览量:128 次  来源:中国社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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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迎来了4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40年众志成城,攻坚克难,40年真抓实干,春风化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之路,是强国富民之路。

本报推出“我与改革开放”专栏,通过分享民政人参与改革、真诚奉献、推动发展的奋斗故事,和读者共同走进故事的背后,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民政领域的深化改革步伐和宝贵经验,锚定初心,砥砺前行。



本期目录

  • 从仅有一台钢印办证到“一站式”星级婚登服务

  • 浙江丽水殡葬改革这五年

  • 亲历日照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探索

  • 从历史文化角度搞好地名普查

  • 见证常德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从仅有一台钢印办证到“一站式”星级婚登服务

陈世文

婚姻登记是群众身边的事,也是民政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婚姻登记事业以人为本,不断简化登记手续,延伸服务领域,提升婚姻登记内涵,获得群众的充分认可。一张小小的结婚证件,凝聚着民政人为民爱民情怀,勇闯新路的奋发进取精神。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有幸经历婚姻登记的发展与变迁,现将我的感受忠实地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分散登记,条件简陋服务质量难保障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全国的婚姻登记业务主要由乡镇街道一级办理。记得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一对前来咨询办理结婚登记的年轻人,当时挺纳闷的,乡政府还要管婚姻登记,难道没有专门的部门办理?正在这时,办公室主任立即招呼他们,询问年龄、家庭住址,有没有带相片、户口簿和村里的证明等,然后拿出两张表,手把手地教他们填写,并对我说:“小陈,好好学着,以后就交由你来办理。”这就是我和婚姻登记第一次接触。当看到当事人腼腆地接过结婚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靥时,忽然感受到,这是在做一件成人之美的工作,为人们开启新的生活旅程,真的很有意义。在老主任的悉心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办理婚姻登记的技能,从此,与婚姻登记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台钢印,便是全部的家当。人员也是兼职的,碰到办证人员外出,群众还要多跑路,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才有所改变。

记得当时,乡镇政府办理婚姻登记在交通、通讯落后的时代能给群众带来一些方便,但也有不少弊病,一些经办人员由于业务不熟、原则性不强,错办、人情登记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因此成为被告。同时由于结婚和离婚同在一张桌子前办理,互相干扰,影响当事人情绪,隐私也得不到保护。

设立办证大厅,简化手续多样化服务

二十世纪90年代末期,民政部门开始实行集中办理婚姻登记,除个别交通不便的乡镇外,登记权限上收到县(区)民政局。这时我已调到区民政局,并继续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为营造温馨的登记环境,我们专门设立了婚姻登记服务大厅,实行结婚、离婚分开办理,开设婚姻辅导室,对冲动式离婚进行积极干预,减少非理性离婚的发生。为适应群众个性化需要,我们还建立结婚颁证服务大厅,新婚夫妻站在国徽下,共同宣读誓言,回答司仪的询问,通过庄严和神圣的仪式,让当事人更加珍视婚姻关系。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2003年我们进一步简化登记手续,取消由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做法,改由当事人书面承诺。当事人只需凭身份证和户口簿就可以轻松办理登记,真正实现了“我的婚姻我做主”。

一门式办理,开启婚姻登记“零收费”时代

2012年,我们实行免收婚姻登记证件工本费,在此基础上,2018年6月,我们又推行“你结婚,我买单”全流程免费服务,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方式,向当事人免费提供照相、证件复印、离婚协议起草打印以及颁证摄像等服务,一改几十年的“办证收费,有偿服务”模式,真心实意消除群众的“痛点”。同时,加强资源整合,畅通“服务链”,将免费婚检、发放生育服务卡等并入婚姻登记流程,实行紧邻设置,当事人只要进一扇门,就可以办好婚育等一系列大事。

开展婚姻登记星级创建,实施“五心”(热心、耐心、细心、称心和贴心)服务,工作人员着正装、挂胸牌上岗,对群众做到笑脸相迎,根据所办事项,提供格式样本,指导填写表格。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人员还会上门服务。发挥网络优势,开设微信、网站和电话预约登记服务,让办事群众实现“立等可取”。针对国庆节、情人节、“5·20”、“11·11”等特定节日和日期扎堆登记的现象,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让群众开心实现心愿。建设“数字登记”,实现登记流程网络化办理,婚姻信息实现全省联网并向全国联网迈进,所有纸质婚姻档案录入登记系统,有效防止重婚、骗婚现象发生。

(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民政局)

 

 

浙江丽水殡葬改革这五年

戴仕海

我在浙江丽水服役20年,丽水是我的第二故乡。2014年,我转业安置到丽水市民政行政执法支队,从事殡葬管理工作。

2015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位85岁老人儿子打来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老父亲想申请逝后树葬,不建墓不立碑。这位老人出生于1931年,年轻时被打成“右派”,亲历大炼钢铁运动,看到了村里好几棵千年古树被毁。当时,他心中就有了一个保护生态的情结;1990年,年过60岁的老人萌生逝后树葬的念头;因种种原因,树葬的心愿一直没落实。接到电话后,我立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并在市区一处经营性公墓里开始协调此事,但很快碰到了难题,全市在公墓内树葬是没有先例的,要不要收费也是一个问题。于是,我拿出了浙江省两办出台的《体球网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的意见》,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最终,在公墓内初步确定了老人逝后树葬的地点,公墓运营方还承诺实行免费安葬,圆了老人25年来坚持的树葬的心愿。

这是丽水群众殡葬观念转变的一个鲜活案例,更是丽水殡葬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15年之后,丽水市开展了一场以青山白化治理为重点的殡葬改革攻坚战,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体球网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各县(市、区)制定乡村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实施公墓建设财政补助政策,共投入近3亿元财政奖补资金,撬动乡村公墓建设1300多处,基本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在云和县还建设了一处全省最大的树葬墓园,全市骨灰集中安放集约安葬普遍实施。全市还实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措施,对骨灰实行海葬、树葬的,不仅免费,最高还可奖励8000元。从当初我为老人申请树葬开始到今年,全市实施海葬33例、树葬37例,又有2人在生前申请逝后树葬,丽水市节地生态安葬改革得到全面落实。

丽水空气质量在全国低海拔、非沿海城市中排名第一。每年清明祭扫期间,各地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将责任分解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员,把监管落实到每一个村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地块,投入10万多人次在墓区祭扫点和进山路口设点执勤,设置警示告示,发放宣传资料,对人员细心警醒、耐心劝导、严防死守,杜绝了烧纸钱、放鞭炮的祭扫陋习,全市所有墓区100%实现无烟祭扫。群众自觉改“烧纸钱”为“压纸钱”,以“杜鹃花束”替代“鞭炮纸钱”,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失了宠,鲜花祭扫蔚然成风。2018年,全市祭扫引起的森林火灾降为零,低碳文明祭扫让“生态第一市”的清明更“清明”。

2018年,丽水市还将丧葬陋习治理纳入乡风文明五大行动整体推进,发布婚丧陋习治理通告,召开市县乡村万人动员会议,着力整治丧事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

这五年,我记了3大本笔记,存了300G的殡葬改革资料,亲历了丽水市以乡村振兴和浙江省大花园最美核心区建设为契机,把绿色文明理念贯穿于殡葬改革的全过程。五年的殡葬改革历程虽只是丽水殡葬改革不断推进的一小步,但丽水市节地生态安葬、低碳文明祭扫、文明节俭治丧等殡葬改革持续深入,守住了绿水青山生态底色,保卫了蓝天白云空气质量,助推了文明节俭时代乡风。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建设美丽丽水、创造美好生活。推进殡葬改革,是民之幸;参与殡葬改革,是己之福。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民政行政执法支队)

 

 

亲历日照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探索

尹秀英

2011年10月,日照市被民政部确立为全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民政部在《体球网同意将山东省日照市确认为“全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批复》中提出,“希望日照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体球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中发〔2011〕11号),围绕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体制等问题开展实验工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但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包含哪些内容、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有哪些、如何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对于一直实施传统农村管理体制的日照市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棘手的课题。好在经过四年的探索,终于圆满完成了各项实验任务。

怎么干?只有学。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所以我们就到外地去借鉴经验做法,经过整合加工改造,转变成适合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为研究制订实验方案,市领导带队到江苏太仓、安徽铜陵、湖北武汉;为推进工作,又到浙江温州。为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掌握有关动向、借鉴好的做法,我还试着从报刊中去学习,这些年的《中国社会报》《中国民政》等报刊,我每期必看,体球网社区的文章,每篇都读,然后将城市社区建设的不少理念、做法移植应用到农村的创新实验工作中。我还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学,经常深入基层,与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流,汲取、提炼他们的好想法、好做法,复制应用到实践中去。

干什么?建机制。在实验过程中,我根据工作进展和实际需求不断摸索、推进,创新实验的内容从最初的单纯满足服务逐步发展到探索管理、创新体制、引导善治,一步一步地将创新实验从表象创新引到实质创新、从浅层实验引入深层实验,最终探索形成了“一个核心、四个机制”社区治理服务新模式(“一个核心”即以社区治理体制为核心,“四个机制”即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民主与社区善治四个机制),建立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新机制,构筑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框架,形成了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如今,我离开这项业务一年,基层干部们对这项工作仍予以认可,新任局长也给予肯定。

创新实验苦吗?实事求是地说,苦不堪言。且不说需要经常跑社区、加班加点成家常便饭,单是找不到切入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焦灼与苦闷,就足以令我忆而后怕。曾多次对着电脑发呆、流泪、看着材料叹气。记忆最深刻的是平生唯一一次的牙疼。那时,我们正按市领导要求分组进社区调研,领导还要求探索拿出一份清单。调研阶段,我有意识地向干部群众了解有关情况,希望通过调研拿出一份更加准确、切合实际的清单。当时正顶着牙疼的我,因车辆临时故障,出发的时间晚了些,还没出城就被分管局长叫了回去,回到办公室实在是牙疼难忍,只好去拔掉坏牙,拔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办公室,坐到分管局长对面,一面吐着血水,一面研究那份清单。如今想起,被拔掉的牙空里不但有疼,还有辛酸。

在那探索实验区的四年里,我每年都会完成一厚本的资料汇编,有十几篇文章在国家级报刊发表。结项验收时,PPT、专题片、成果材料、材料选编、图片集材料门类齐全、相互印证、相互补充。2014年9月,民政部发文确认“圆满完成各项实验任务,结项验收结果为‘合格’”。这是民政部确认的第二个实验区、12个实验区中唯一一个农村实验区。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民政局)

 

 

从历史文化角度搞好地名普查

宋玉林

没有到地名办工作之前,我写过文章、出过书、当过区志编审,2017年6月,我调到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地名办负责地名普查整改工作,面对已有的技术公司辛勤一年的外业成果,专家们的两轮修改,我感到重任在肩。在我看来,历史文化在一个地区地名上应该有最集中体现。于是,我决定从文化着手,特别是从历史文化方面加强整改。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我上任后,首先建立组织结构。在凤泉区民政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始调整区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两个临时机构,拟文、审批、发文一系列繁琐过程后,我担任了区普查办副主任和区地名委办公室主任。其次是完善制度。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措施和相关制度,建立部署、督导、联席机制,解决普查中遇到的问题,充分利用整改通知书形式,促进工作调度和协调。最后是加强合作意识。第一次地名普查是1981年开始的,我找到已经70岁的原地名办主任,他听说“二普”的事,兴高采烈地给我讲了30多年前的情况和现在要注意的事项,老民政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二普”按规定购买专业单位技术服务,我作为甲方代理人与技术公司(乙方)积极沟通,按合约办事。

做好地理和地名标志采集。2017年7月初,我对技术公司地理坐标和照片进行审核,对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居民点、专业区地名标志实地调查,发现问题坚决整改。譬如凤泉区政府驻地坐标,2010年区政府因旧城改造,从区府路迁至耿庄绿茵河畔小区,驻地坐标就定在绿茵河畔。我见过1982年建区时的旧文件,驻地仍是现在的区府路,没有经过国务院和省政府批文就挪位显然是不合规的。经过三个月的论证和上级支持,技术公司终于妥协了,区政府坐标又回到原址。还有一件事,区地名办的公章是新乡市凤泉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当时我感觉这是个临时机构不是常设机构,就查阅区编办文件,发现准确的名字应该去掉“委员会”,经上级同意后,又刻制了一枚新公章,20多年的误会通过普查解决了。

做好历史地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单位潞王陵闻名海内外,是凤泉区乃至新乡市的城市名片。在地理概况中有说潞王荒淫无度、无德无能的词语,我建议删掉了。因为我在2007年应邀参加的全国首届潞王陵申遗学术研讨会上得知,《明史》对潞王的记载主要还是正面的,历史人物应该看大节,多从文化、旅游、建筑艺术角度入题,不谈民间过多议论为好。除此之外,诸藩之首朱翊鏐在400年前声震华夏,普查成果将鏐字写成简体字镠,到底哪个正确?令人困惑。随后,我翻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规定“姓氏中的异体字可以保留和使用”,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要让地名文化“活起来”。“二普”有严格的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但是一些坐标、海拔、产值和简单的文字描述,会给人一种干巴巴的感觉。审稿时觉得农村人均收入太低,如东鲁堡村人均年收入4600元,月均380元,比现在的低保户还低,可外勤人员困于无一字不有出处,不敢改。于是我找到区统计局查看2014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建立线性函数方程,用抽样方法评估出一套各村在9000元-16000元浮动的数据。8月25日的《人民日报》答记者问谈到: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全面调查,为降低成本对个体经营户可以扩大抽样调查方法。这些正好为我在半年前的评估方法找到了注脚,抽样得出的数字是鲜活的、相符的。诸如此类的调整还有不少,经过反复四次的审稿完善,我对凤泉区“二普”成果是满意的。

发挥自身文化优势和长处。在地名洋大怪清理、成果转化、立卷归档中,我召开诸葛亮会,优化方案,亲临一线。上级布置拍摄宣传地名文化视频,我积极设计路线、美工、场景,自导自演自己当主播,把潞王陵、凤凰山、愚公泉等山水风景一网打尽,镜头前的我语速流畅、颇具气场,甘苦只有自知,五分钟的节目拍了一个星期,最终一部完美的凤泉地名视频按时上报。技术公司的领导感谢我说,我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但在这个亲历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更多。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地名办)

 

 

见证常德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高明英

作为常德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名老员工,我有幸见证和参与了全市困境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专业化改革,为单位取得的成效深感自豪的同时,也感动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社会对困境未成年人的高度关爱重视;感动于民政部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和专业化发展思路;感动于全国各地同行的高度热情。在我看来,常德,就是全国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改革工作的一个缩影,是朝着专业化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优秀践行者之一。

2013年5月,民政部充分发挥全国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较为完善的优势,在全国首批筛选出了20个城市,进行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常德市有幸被列为其中之一。文件下达后,救助站负责人立即组织人马外出取经,回来后就树立了一个思想:一定要坚持常德试点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做到起点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专业。当时的常德还没有一家社工服务机构。站长卞德荣在多方探访后,召开会议,当即决定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引进长沙仁与公益发展与研究中心对常德市试点工作进行专业运营管理,在全市首次引进专业社工驻站服务。

随后,挂牌成立了长沙民政学院社工实践基地;充分整合青少年服务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力量;研究开发专业、系统的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系,建立起“动态筛查发现—及时核实评估—提供保护服务—工作成效评估—持续跟进服务”的标准化服务流程,从能力建设、支持网络、资源链接、心理调适、社会组织等方面,围绕困境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四个层面,探索出救助型、服务型、监督型、保护型的“四型”干预救助新路子。

2014年,常德在全市推开试点工作,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常德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联合教育、公安、卫生、宣传等部门,在全市开展困境未成年人筛查7516人次。进一步完善机制,形成了平台化运作、立体化救助、网格化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四化”工作模式。除此之外,常德市还投入100万元,打造了数字救助和未成年人保护综合服务平台并投入运行。设立数字救助、社工服务、热线服务等六大功能区。将救助管理与智慧城管系统对接,实行数字化救助;开通5条“12345”困境未成年人市长服务热线和“2912345”服务专线,建起了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热线服务、综合协调、需求评估、动态筛查、专业服务、跟踪管理等于一体的全市性社会保护综合服务平台。

2015年,为克服外地社工机构水土不服的劣势,常德市救助管理站又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了全市首家本土社工机构——恒德社工服务中心,有效地开展了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专业化服务;同时,坚持与深圳、上海、长沙等地专业评估机构合作,每半年进行一次保护服务的第三方评估。可以说,常德市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为内陆不发达地区如何走专业化路子树立了较好的典范。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是专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拓展的又一领域。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体球网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常德市又着力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探索。12月,湖南省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推进会在常德市召开,推介了常德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全省各地州市、区县民政分管局长、救助站站长等共300多人参会。

2017年,常德各区县市“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头,并逐步发展壮大。各地留守儿童之家、爱心人士的工作在市民政局、市救助管理站的指导下,坚持“专业社工+义工”组合服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市救助管理站顺势而为,进一步升级了困境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信息系统,2017年底实现在全市90%以上社区、学校推广使用,建立健全了风险等级评估、动态发现报告和监护干预等机制。

近几年,我很荣幸地见证了这一路的发展。国务院妇儿工委、团中央、民政部、省民政厅、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亲临救助站,调研、指导常德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彰显了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而常德市救助管理站,也荣获了“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全省、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其事迹在全市建党95周年宣传会议上进行现场展播。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救助管理站)

 

 

刊载于《中国社会报》2018年9月17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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