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颜小钗 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颁布后,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被明确。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10部门《体球网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提出了新要求。10年来,社会救助政策迭代升级,社会工作也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 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救助需求 江苏省太仓市的江女士患重病期间曾被纳入低保边缘家庭,且于身体康复后退出。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江女士虽有一些劳动能力,但因听力障碍及双相情感障碍等原因很难找到工作,便将这一情况上传到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信息管理系统。 管理该系统的太仓市社会工作服务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依托“行为特征识别”和“关注问题上报”两份清单,开展“精准画像”——系统匹配出江女士失业半年以上、每周外出次数低于三次、独居、失眠等关键特征。经评估,中心认为如不介入,江女士极易重新陷入困境,随即派单到江女士所在的乡镇社工站跟进服务。 “除了社工、网格员入户探访,我们还发挥楼栋长作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中心主任耿彤彤告诉记者。为保障救助信息及时流转,太仓市民政局建立了“网格上报—指导中心派单—社工站接单—驻站社工服务”的标准化流程。 在广东省茂名市,东山街道双百社工欧阳婵对驻点村进行摸底排查时发现,村民李姐疑似患有精神障碍。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欧阳婵链接了有资质的医生上门为李姐进行精神鉴定,并协助其办理残疾人证。同时,考虑到李姐的爱人在家务农,4个孩子都在读书,家庭负担较重,欧阳婵还帮李姐一家申请了低保和残疾人两项补贴。 2017年,广东省民政厅开始实施广东社工“双百计划”。后来,在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全面实施。目前,全省已建成1631个乡镇(街道)社工站、9218个村(居)社工点。2.8万余名社工通过“铁脚板”走村入户,对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进行动态监测、全面核查,累计服务超过1500万人次,主动发现潜在的服务对象并协助落实相关民生政策超过20万人。 近年来,各地通过社工站建设,进一步充实了基层民政力量,提升了社会救助工作水平,让救助对象从“在册”向“潜在”延伸,让救助方式从“事后救”向“事前防”转变。 分层管理,精准提供救助服务 在开展救助服务过程中,太仓市的社工将救助对象划分为民生服务对象、行为偏差人员、临时困境对象三大类15种。据了解,民生服务对象包括特困人员、低保和低边对象、困境儿童、失能失智老人等,行为偏差人员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创伤儿童、社区司法矫正人员、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等,临时困境对象包括重要成员变故家庭、可能有极端行为倾向人员等。 耿彤彤向记者介绍,中心在系统内设置了预警条件,当信息上传系统后就会进行智能识别,如出现6条及以上的“红色”,为即刻预警;出现11条以上的“蓝色”,要进行预警;出现1—5条“红色”加6—10条“蓝色”,为交叉预警;出现26条“绿色”或6条其他,则不预警,先询问具体情况,再判断是否上报。 当救助对象被认定为即刻预警时,中心的高级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立刻介入,开展治疗性服务;针对其他类别的救助对象,综合服务地域、社工专长进行匹配派单,由驻站社工接手跟进,开展预防性、支持性服务。 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社工总站依托“高新民政”小程序,上线“一键求助”功能,通过提交信息的关键词主动识别低收入人员,并进行需求评估,再将求助对象从高危到低危归入“红、橙、黄、蓝、紫、绿”分层管理,分别提供危机干预、心理援助、临终关怀、能力提升、资源链接、基础帮扶等服务。 “根据六色服务需求,社工为困难群众设定每周、每半月、每月的关爱巡访服务机制。未达到巡访要求的,则通过系统监测进行预警。”高新区社工总站负责人冯洁介绍,“当求助对象家庭状况发生变化时,我们会重新评估,如遇到人员死亡和迁出的情况也会及时上传信息,系统会自动将其退出救助帮扶管理。” 近年来,社工通过对困难群众进行全过程分层管理,发现了不少隐性需求,提供的救助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分类施策,合理匹配帮扶资源 以往,民政部门一般以低保、特困认定救助对象,专项救助则是在低保、特困基础上的叠加。《意见》提出,根据困难类型分类,将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口和刚性支出困难人口延伸。 陕西省西安市16岁的小刘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陕西筑梦公益发展中心的社工在入户探访时了解到,小刘的父母2011年离婚后均未承担赡养老人与抚养子女的义务。爷爷奶奶每月收入微薄但不符合低保条件,家庭的困境还让小刘面临辍学的危险。查明情况后,社工联系了民政和教育部门,协助小刘申请了教育专项救助,并链接慈善资源帮小刘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难题。 根据困难程度和类型,社工首先会匹配相应的政策资源及慈善资源,以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同时,社工还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救助对象,开展不同类型的能力建设,以激发困难群众内在的发展潜能。 近年来,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在利用光伏发电对低保家庭开展“造血式”救助的基础上,依托社区发展基金会、社工站等,对在册困难家庭开展“侠益共富积分”、村企爱心公益岗、家庭抱团增收等项目,对非在册困难家庭开展“夹心层”家庭救助、“共富公寓”增收等项目,帮14名困难家庭成员走上灵活就业岗位。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街道将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为乐工坊,针对希望增收却缺少技能和渠道的困难人群,由社工组织开展手工艺培训,并链接爱心企业引进代加工业务,帮困难人群增加收入。 社工通过救助人群分层、困难程度分类,匹配不同类别的救助政策,链接慈善资源,开展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不同类型的服务,让政策更有温度。 统筹资源,打通服务通道 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涉及“老小残困”各类人群,往往是困难的“综合体”。据记者了解,有不少地方通过整合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慈善工作站、社会关爱援助中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乡镇(街道)社工站等民政资源,统筹做好救助工作。 比如,浙江省永康市通过社工站“打包式介入”,对低保困境儿童开展家境复核、探访关爱、救助帮扶等,避免“多头求助”或“多头救助”。 记者注意到,除了串联起民政部门各条线的困难群体服务,社工站还串起了不同部门的救助服务。 据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社工站副站长岑国瑜介绍,为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梅林街道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救助机制,由社工站牵头搭建救助服务平台,链接卫健、司法、工青妇残等部门力量,推动救助事项互联互通,构建起大救助服务格局。 民政部相关数据显示,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已归集6600多万低收入人口基本信息。有学者指出,当各国和地区社工人员数量占总人口比例的2‰时,表明其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服务体系越完善。按此推算,仅服务低收入人口至少需要13.2万名社工。 当然,“并非所有低收入人口都需要社工服务,还需根据服务规模、服务形式、实际需求等综合考量,这是动态调整的过程。”一直致力于社会救助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杨荣认为,民政部门仍需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广泛使用专业社工。